蒲松齡與孫蕙絕交
來源:淄博廉政在線  發布時間:2019-07-12  瀏覽次數:
       蒲松齡與孫蕙絕交,源于一封書信《上孫給諫書》,這封書信是蒲松齡有感于孫蕙的親族、奴仆仗勢武斷鄉曲、橫行霸道而寫給孫蕙的。書信的主要內容是勸說孫蕙“擇事而行”“擇人而友”“擇言而聽”“擇仆而役”“收斂族人”。在這之前,蒲松齡與孫蕙的關系已經生疏,《上孫給諫書》發出后,蒲松齡與孫蕙便徹底絕交了。

       一、暴之同人
       蒲松齡在《上孫給諫書》中寫道:“曩者劉孔集自武康歸,先生嘗謂之曰:‘姜桂之藥,亦宜相人而施。’某之言真辣于姜桂矣!如可節取,則電畢而火之;如其荒謬,即不妨暴之同人,以彰吾過。弟年來無他進益,然能知非矣。斷不敢謬執己見以自是也。”從此信中可以看出,蒲松齡雖然對孫蕙的族人、仆人橫行不法之事激憤于衷,仗義執言,但還是顧及這位昔日好友的顏面,沒有將其丑事宣示他人,而且特別請求孫蕙看后燒掉,以免泄露消息,在士民中造成不良影響。然而,此事后來還是在淄川傳揚開來,以至于眾人盡知。唐夢賚《縣西關義市碑記》敘述:對于不法之徒擾亂淄川西關義市,“孫給諫樹百,嚴發禁示,以誡族人。”高珩《戶科給事中樹百孫公墓志銘》記述:“蓋君之居桑梓也,律己以正,存心以仁,嚴飭仆役,咸恂恂奉法無忒,一洗般陽故習矣!”張元《柳泉蒲先生墓表》對于此事記述得更為詳細:“鄉先生給諫孫公,為時名臣,而風烈所激,其廝役佃屬,或陰為恣睢。鄉里莫敢言,先生獨毅然上書千余言以諷。公得書驚嘆,立飭其下,皆斂戢。”據此看來,孫蕙接到蒲松齡的書信后,立即痛下決心,嚴厲整飭親族、仆人的不法行為,淄川的社會秩序因之好轉,得到了淄川鄉紳百姓的廣泛贊尚。

       既然蒲松齡在書信中已經表明信守諾言,不會將書信內容公之于眾,那么又是誰將此事“暴之同人”呢?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孫蕙自己:或者孫蕙在處理族人、仆人把持官府、武斷鄉曲諸事時,言及蒲松齡來信勸諫之事,于是此事流傳于市井里巷;或者孫蕙故意將此事“暴之同人”,以彰顯自己秉公處理、絕不袒護之意。但如此一來,也就含有疏遠蒲松齡之意,乃至于表明與其絕交。即使是孫蕙沒有此意,他人也認為蒲孫二人已然關系疏遠。不管孫蕙是無意“暴之”還是有意“暴之”,對孫蕙來說,總之是利大于憋。孫蕙通過“擇人而友”“擇仆而役”“收斂族人”等行動,在社會上樹立了一個虛心納諫的良好形象,既能為諍臣,又能容諍友;而蒲松齡作為孫蕙昔日幕僚,“謬執己見”,公開指責“舊主”的言行,極易在親朋好友中造成一種“忘恩負義”的負面影響。

       二、性格使然
       蒲松齡激于義憤,上書孫蕙,其初衷不過是看不慣孫蕙親族、仆人的所作所為,為受欺壓者討要公道,還社會一個朗朗乾坤。蒲松齡這樣做,一方面是為了維護孫蕙的正面形象,更重要的是其性格使然。

       蒲箬在《柳泉公行述》如此評論蒲松齡:“唯是天性伉直,引嫌不避怨,不阿貴顯。即平素交情如飴,而茍其情乖骨肉,勢逼里黨,輒面折而廷爭之,甚至累幅直陳,不復恤受者之難堪,而我父意氣灑如,以為此吾所無愧良朋也者;而友亦諒我父之天真爛然,不以為迕,蓋不以情勝義,而肝鬲傾吐如此。”張元也說:“先生性樸厚,篤交游,重名義,而孤介峭直,尤不能與時相俯仰。”蒲松齡性格耿直,眼里容不得沙子,看不慣世上齷齪之事,路見不平一聲吼,該出手時就出手,或者當面指責,或者致信批評,全然不顧及他人的情面與感受。《柳泉公行述》中所謂“情乖骨肉”,是指郢中詩社好友王甡(字鹿瞻)聽憑妻子將其父親趕出家門,以致病死旅舍之事,蒲松齡為此曾致信指責。所謂“勢逼鄉黨”,應該是指蒲松齡上書孫蕙揭露其親族、奴仆貪贓枉法這件事。

       蒲松齡“天性伉直”“孤介峭直”,不愿做“老好人”“偽善者”。在他自己看來,公開指責他人過失,是出于對好友的愛護,是為了維護好友的良好社會形象,“可無愧于良友耳”。因此,他在信中列舉了孫蕙族人、仆從的種種劣跡后,惟恐孫蕙不相信,又規勸孫蕙“微行里井而私訪焉,倘有一人聞孫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,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辭”,真正是“不復恤受者之難堪”。其實,蒲松齡當然知道,這封言辭激烈的書信一經孫蕙接收,他們之間二十多年的友情也就宣告結束了。

       三、后期影響
       事實也確實如此。在此信發出之前,蒲孫二人的關系已經出現隔膜,“疏節孔多,遂使曩年把臂之交,至不以我為人”。《上孫給諫書》發出之后,兩人好像是斷絕了交往。按照他們過去的交情,孫蕙丁憂居家時,蒲松齡應該有詩相慰;孫蕙病死家中,蒲松齡也應該有詩挽之。但從現有蒲松齡的詩文中卻看不到這樣的篇章,也不見有這方面的跡象,更看不到他人對此的記載。如康熙二十一年,與蒲松齡同為孫蕙幕僚的劉孔集過世,蒲松齡寫有五言古詩《傷劉孔集》,而蒲孫兩家相距不過二十多里,孫蕙死后,沒有蒲松齡前往吊唁的詩文記載,表明蒲松齡可能確實沒有到孫家祭奠孫蕙。這說明,孫蕙接到蒲松齡的書信后,確曾“嚴發禁示,以誡族人”,但卻對蒲松齡心存芥蒂,沒有公開示好,因為畢竟是朝廷重臣,被“草野之人”蒲松齡一通教訓,面子上總過不去;而“孤介峭直”的蒲松齡也絕不會事后當面賠情道歉,挽回所謂的不良社會影響。如此一來,蒲松齡與孫蕙“朋友之情,老而彌篤”的期待也就徹底落空了。(孫啟新 市紀委市監委派駐第九紀檢監察組組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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